离岸家族信托雷区多：富豪如何避坑？
近期，离岸家族信托再度引发热议。事实上，近年来，多位富豪、企业家设立离岸家族信托“翻车”并引发重大法律、税务纠纷。
这些案例清晰反映出：信托不等于绝对安全，尤其在结构设计、控制权安排和法律合规上稍有疏忽，就可能导致“信托被击穿”或资产不保。
针对离岸家族信托设立可能遇到的各种雷点，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多位离岸家族信托的委托人、受益人、家族信托管理机构等。
现金信托和股权信托差异大
离岸家族信托（Offshore Family Trust）是高净值人群常用的一种财富规划工具，通过将资产转移至设立在境外受托人名下，来实现一系列法律、税务、继承与资产保护目的。
近期，坊间不乏信托资金被非委托人、受益人提取的案例。跨境服务机构TC GROUP创始合伙人、执行董事陈东超表示，这类信托很可能是设立在BVI的“股权信托”。
现金信托和股权信托的控制权差异巨大。现金信托（Cash Trust）资金流动需经过受托人同意，信托具有良好的资产隔离与合规性。
股权信托（Share Trust）则不同。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董事长聂俊峰称，股权信托的资产是委托人设立的离岸公司的股权。如果SPV公司董事仍由委托人或其家族成员担任，就会导致资金被授权代理人支取。
例如，已故委托人的某位年长继承人可能可以绕过受托人，直接在信托控股的SPV公司操作资金。此外，信托独立性存疑，存在“名为信托，实为自持”的法律风险。
就信托设立地点而言，聂俊峰认为，中国香港其实一直不是离岸信托热门地。不过，开户银行在香港的情况并不少。
早在2003年，香港仍然沿袭原信托法。2013年12月做了重大调整，允许信托无限期存在，加强受益人利益保障。
离岸税务需提前安排
除了进行股权隔离、接班、规划代际财富传承与隔离风险，离岸家族信托还具备税务优化与规划的作用（须合法合规）。
对部分税务居民（如新加坡、中国香港等），可以实现延期纳税、跨境税负优化；但美国税务居民或绿卡持有者使用离岸信托风险高，需特别设计，否则会触发“Throwback Rule（回溯规则）”、“CFC规则（受控外国公司规则）”等而面临重税。
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合伙人李南称：“如果信托受益人是美国税务居民，那么委托人理性决策情形下采取的离岸信托形式大概率是FGT，即外国授予人信托（Foreign Grantor Trust），这类信托在委托人去世后会转变为FNGT，即外国非授予人信托（Foreign Non-Grantor Trust），由此信托中的未分配利润带来触发Throwback Rule的回溯风险等税务风险。”
聂俊峰提及，如果委托人去世后较长时间未进行调整，则可能税务调整的最佳时间窗口将关闭，这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。
保留实控权等为常见“雷区”
除了上述情况，近年来富豪、企业家设立离岸家族信托“翻车”的典型案例，包括俏江南创始人张兰等，都是因为踩了几大“雷区”——保留实控权、忽略税务合规、资产来源不清、设置时机错误、信托条款不专业。
陈东超表示，信托架构设计可能只占成功落地的10%成本，执行才是关键。
关键问题在于，许多中国家庭对信托制度的“理解和认知存在偏差”，即中国企业家常常不愿真正放弃资产所有权。但在英美法系中，设立信托必须放弃对信托财产的“所有权与控制权”。
例如，张兰的案例就是典型，其信托安排最终未能有效保护资产。当年，张兰将其持有的俏江南股权放入BVI设立的离岸信托结构，以期实现财富隔离和家族资产保护。张兰为委托人和主要受益人，通过信托控制BVI公司，再持有俏江南。
“翻车”原因是，张兰同时为信托结构内控股公司的董事和账户控制人。在与CVC资本合伙人的纠纷中，法院认定张兰对信托资产具有实质控制权。法院最终“击穿”信托结构，裁定其控制的BVI公司名下资产可被强制执行。
陈东超还建议，法律体系与资产所在地相匹配也颇为重要，境外信托控制境内资产风险极大。最佳做法是“内外分离”，即境内资产由境内信托控制，境外资产由境外信托控制。不过，红筹公司是例外。
聂俊峰则建议，在中国企业家步入暮年之际，科学理性、公益向善的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理念对未来的中国社会至关重要。避免碎片化“信息茧房”和零散决策导致的信托“翻车”。
（文章来源：第一财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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